公司是否应该支持本公司业务范围之外的事业?

我在最新的《福布斯》文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。

那篇《福布斯》文章有点长,但我相信这是个对社会很重要,并将长存的根本性问题:公司是否应该代表特定的价值观?

调查数据看起来各执一词: Gartner对3万名员工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,87%的人认为公司应该在与其业务直接相关的社会问题上表明立场,74%的人认为公司应该在与其业务不直接相关的社会问题上表明立场。

我个人觉得74%这个数挺大的,但鉴于还有96%的Z世代表示公司应该参与解决社会问题,74%这个数字似乎就变得合理了。

但是,另一项由《华尔街日报》和芝加哥大学共同进行的对1,019名成年人的调查发现,只有36%的受访者认为公司应该在业务范围以外的问题上表明立场,另外63%的人认为公司不应该这样做。

对于这个问题,互联网媒体头条 —The HillForbes — 的表态也呈两极分化的趋势。

环境、社会和公司治理(ESG)投资是否有效?

我倾向于认为人们并不总是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 “想要”也不会让一件事变得可行。例如,ESG在过去一年左右因为各种问题备受争议,正如我在文章中所写的那样:

  • • 夸大其词:根据哈里斯民意调查公司(Harris Poll)1月份的数据,60%的高管表示他们的组织在夸大作出可持续发展的努力。
  • • 表里不一:花旗集团和欧盟可持续金融平台曾经认为国防股不符合ESG标准,直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。那时这些组织的重新评定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,即军火对其他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好的,但当它们被用于自卫时,突然就可以接受了。
  • 朝秦暮楚: 特斯拉被标准普尔ESG指数除名,而埃克森美孚却仍占据一席之地;与此同时,三家信用评级机构发布的评级具有0.99的相关性 — 如此接近的数据,以至于使这三家机构似乎显得冗余 — 另一方面,拼凑起来的ESG评级机构则存在相反的问题:相关性为0.30。 清晰明确的标准才有实操价值,而似乎没有人对什么是“好的”(旧式ESG)或“根据ESG因素具有风险的”(新式ESG)达成共识。
  • 拼凑概念: 将“环境”、“社会”和“公司治理”放在一起并不总是有意义的,因为不同的投资者可能有不同的优先级、定义和标准。 当你试图建立一只由ESG股票组成的ESG基金,并将其销售给ESG投资者时,问题就更复杂了。

但是,这并不意味着公司不能让世界变得更好:例如,英特尔在解决半导体供应链中的采矿冲突方面走在了政府的前面。 刚果政府没有能力阻止军阀使用儿童兵,所以英特尔在这个问题上出头了,该案例后来还进入了商学院课堂。 英特尔的标准不但超前,而且超出了多德-弗兰克法案的标准。

还有一种观点认为,因为公司在主要业务领域之外可能会产生负外部性,所以公司应该对其主要业务领域之外的事物有所认识,并负起责任。 多年来,事实上是几个世纪以来,公司通过环境破坏、童工或滥用客户数据等手段将“成本”(有时是字面上的成本,但更多时候是苦难或损害)转嫁给旁人。 即使监管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主要方式,但希望公司也能考虑它们的逐利行为对社会和世界的影响,似乎并不过分。

出于惩恶扬善的原因,公众接受ESG,或至少接受用自己的投资为世界做些好事的诱人想法。

这听起来很美妙。 事实上,我也非常喜欢这个想法。

但这其中存在着重重困难。

公司是否应该在社会问题上“表态和发声”?

首先:什么是“好?(顺便说一句,请注意,大部分ESG行业已经从引导资金注入 “好 “的标的,转向引导资金从ESG风险敞口撤离——一家位于低洼沿海地区、雇用以前被剥削的妇女的大衣厂可能在社会因素上得分很高,但在环境因素上得分很低,因为它面临海平面上升的风险。)

即使我们知道“好”的方向,公司应该以多快的速度朝这个方向发展呢? 然后,即使存在一个终点:什么样的终点足够好,什么样的终点走得太远?

我们很容易忘记社会和社会偏好也在不断演变。就像抚育年幼孩子的父母,对我们来说,变化发生的太慢,直到墙上记录孩子身高的刻痕渐增才会注意到。

如果社会偏好是消费者、员工,甚至一些投资者共同的希望,那么公司完全可能兼顾做好事和取得良好的业绩。

设想一个公平贸易咖啡公司。 它的咖啡价格更高,但这是有意为之的,因为该公司不仅仅销售好喝的咖啡:它在销售好喝的咖啡的同时,改善了一点咖啡采摘工人的生活水平,否则这些工人在纯粹的自由市场中可能只能贫困度日。 假设有足够多的顾客希望这样做——对于像咖啡这样的廉价消费品,可能有足够多的顾客希望这样做——公司、顾客,可能还包括许多员工和投资者,都会达成共识。 股东为大。

但对于那些没有将社会事业写入DNA的更“普通”的公司来说,它们的责任是什么呢?

与社会规范保持一致的理由很浅显:如果一个公司的员工、顾客、投资者和董事会成员(或大多数董事会成员)都同意,无论公司从事何种业务,减少能源浪费、在社区组织慈善厨房都是好事,同时其他大多数公司都在做类似的,甚至更多的事,那么为了不失去员工、顾客、董事会成员以及可能的投资者的青睐,公司很可能也需要采取类似行动。

但如果一个公司在超出其业务范围的争议问题、比如堕胎或移民问题上表态,情况就比较棘手了。

公司可以选择表态。一些公司已经这样做了。而且有迹象表明,公司内外的激进派将越来越多地向公司施加压力,要求其在有争议的问题上“发声”,但这就像在电梯里播放重金属音乐或黑帮说唱音乐,而不是电梯音乐:此之蜜糖,彼之砒霜。

那么,问题可能是:

  1. 对一个公司参与社会 “进步 “的现实期望是什么?
  2. 对”进步”有可行、广泛、清晰的理解吗?
  3. 什么是不现实的期望?

Jame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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