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最新的《福布斯》文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。
那篇《福布斯》文章有点长，但我相信这是个对社会很重要，并将长存的根本性问题：公司是否应该代表特定的价值观？
调查数据看起来各执一词： Gartner对3万名员工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，87%的人认为公司应该在与其业务直接相关的社会问题上表明立场，74%的人认为公司应该在与其业务不直接相关的社会问题上表明立场。
我个人觉得74%这个数挺大的，但鉴于还有96%的Z世代表示公司应该参与解决社会问题，74%这个数字似乎就变得合理了。
但是，另一项由《华尔街日报》和芝加哥大学共同进行的对1,019名成年人的调查发现，只有36%的受访者认为公司应该在业务范围以外的问题上表明立场，另外63%的人认为公司不应该这样做。
对于这个问题，互联网媒体头条 —The Hill和Forbes — 的表态也呈两极分化的趋势。
环境、社会和公司治理（ESG）投资是否有效？
我倾向于认为人们并不总是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 “想要”也不会让一件事变得可行。例如，ESG在过去一年左右因为各种问题备受争议，正如我在文章中所写的那样：
- • 夸大其词：根据哈里斯民意调查公司（Harris Poll）1月份的数据，60%的高管表示他们的组织在夸大作出可持续发展的努力。
- • 表里不一：花旗集团和欧盟可持续金融平台曾经认为国防股不符合ESG标准，直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。那时这些组织的重新评定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，即军火对其他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好的，但当它们被用于自卫时，突然就可以接受了。
- 朝秦暮楚： 特斯拉被标准普尔ESG指数除名，而埃克森美孚却仍占据一席之地；与此同时，三家信用评级机构发布的评级具有0.99的相关性 — 如此接近的数据，以至于使这三家机构似乎显得冗余 — 另一方面，拼凑起来的ESG评级机构则存在相反的问题：相关性为0.30。 清晰明确的标准才有实操价值，而似乎没有人对什么是“好的”（旧式ESG）或“根据ESG因素具有风险的”（新式ESG）达成共识。
- 拼凑概念： 将“环境”、“社会”和“公司治理”放在一起并不总是有意义的，因为不同的投资者可能有不同的优先级、定义和标准。 当你试图建立一只由ESG股票组成的ESG基金，并将其销售给ESG投资者时，问题就更复杂了。
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公司不能让世界变得更好：例如，英特尔在解决半导体供应链中的采矿冲突方面走在了政府的前面。 刚果政府没有能力阻止军阀使用儿童兵，所以英特尔在这个问题上出头了，该案例后来还进入了商学院课堂。 英特尔的标准不但超前，而且超出了多德-弗兰克法案的标准。
还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因为公司在主要业务领域之外可能会产生负外部性，所以公司应该对其主要业务领域之外的事物有所认识，并负起责任。 多年来，事实上是几个世纪以来，公司通过环境破坏、童工或滥用客户数据等手段将“成本”（有时是字面上的成本，但更多时候是苦难或损害）转嫁给旁人。 即使监管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主要方式，但希望公司也能考虑它们的逐利行为对社会和世界的影响，似乎并不过分。
出于惩恶扬善的原因，公众接受ESG，或至少接受用自己的投资为世界做些好事的诱人想法。
这听起来很美妙。 事实上，我也非常喜欢这个想法。
但这其中存在着重重困难。
公司是否应该在社会问题上“表态和发声”？
首先：什么是“好？（顺便说一句，请注意，大部分ESG行业已经从引导资金注入 “好 “的标的，转向引导资金从ESG风险敞口撤离——一家位于低洼沿海地区、雇用以前被剥削的妇女的大衣厂可能在社会因素上得分很高，但在环境因素上得分很低，因为它面临海平面上升的风险。）
即使我们知道“好”的方向，公司应该以多快的速度朝这个方向发展呢？ 然后，即使存在一个终点：什么样的终点足够好，什么样的终点走得太远？
我们很容易忘记社会和社会偏好也在不断演变。就像抚育年幼孩子的父母，对我们来说，变化发生的太慢，直到墙上记录孩子身高的刻痕渐增才会注意到。
如果社会偏好是消费者、员工，甚至一些投资者共同的希望，那么公司完全可能兼顾做好事和取得良好的业绩。
设想一个公平贸易咖啡公司。 它的咖啡价格更高，但这是有意为之的，因为该公司不仅仅销售好喝的咖啡：它在销售好喝的咖啡的同时，改善了一点咖啡采摘工人的生活水平，否则这些工人在纯粹的自由市场中可能只能贫困度日。 假设有足够多的顾客希望这样做——对于像咖啡这样的廉价消费品，可能有足够多的顾客希望这样做——公司、顾客，可能还包括许多员工和投资者，都会达成共识。 股东为大。
但对于那些没有将社会事业写入DNA的更“普通”的公司来说，它们的责任是什么呢？
与社会规范保持一致的理由很浅显：如果一个公司的员工、顾客、投资者和董事会成员（或大多数董事会成员）都同意，无论公司从事何种业务，减少能源浪费、在社区组织慈善厨房都是好事，同时其他大多数公司都在做类似的，甚至更多的事，那么为了不失去员工、顾客、董事会成员以及可能的投资者的青睐，公司很可能也需要采取类似行动。
但如果一个公司在超出其业务范围的争议问题、比如堕胎或移民问题上表态，情况就比较棘手了。
公司可以选择表态。一些公司已经这样做了。而且有迹象表明，公司内外的激进派将越来越多地向公司施加压力，要求其在有争议的问题上“发声”，但这就像在电梯里播放重金属音乐或黑帮说唱音乐，而不是电梯音乐：此之蜜糖，彼之砒霜。
那么，问题可能是：
- 对一个公司参与社会 “进步 “的现实期望是什么？
- 对”进步”有可行、广泛、清晰的理解吗？
- 什么是不现实的期望？
Jam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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